浙江 夏烈
摘要：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重读《白鹿原》，也是在重温一段大存亡与民族文化选择的心路痛史。我们从中看到，陈忠实的这部六年成型的《白鹿原》，既是虚构的小说文本，也是知识分子精神意味的“写史”和“续命”。这是一场存亡绝续的二重奏：一项是民族遭遇外来入侵时的生死存亡，另一项则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存亡。其中重要人物朱先生体现的是陈忠实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想，而白嘉轩则是执行者的朱先生、实用主义的朱先生，他是陈忠实儒家化的理想模型中二合一的人物。
关键词：《白鹿原》存亡绝续 二重奏 儒家传统
十五六年前我初读《白鹿原》，那时这部作品已然名满天下。此后的十五六年间，讲课或者谈文学，我都常常会拿它做例子，然后推荐给未读的人，称其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对中国百年史及其民族心理结构有着丰富的参考价值的作品。
由于读后的提及并非文本细读式的串讲，也就没有完整地回到小说，每次都是凭印象讲。如今重读一遍，不由哑然失笑，有不少细节的记忆其实都不确切，可见记忆是我们依赖最深却又最容易自欺欺人、自圆其说的伴侣，跟它认真不得却还是要凑合着愉快地过下去。
当然，通过对记忆的反思，更重要的是透露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秘密，事关小说本身、小说与读者个体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浩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或者说文化基因、精神基因方面的问题——后者，拿陈忠实在《白鹿原》开篇时所引的巴尔扎克的句子来说，就是“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们都在阅读之中和阅读之后长期地、衍生地存在着；“存在”，意味着其叙事的式样和人物故事背后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活性的生命态，种植在此世界和此间的人心之中。
存亡绝续的二重奏：历史处境和文化处境
《白鹿原》的历史处境和文化处境是由清末至当代，以及地理上的陕西关中平原这副经纬线交织构成。这是作家陈忠实的取材，也是他运思立意的对象。这一取材与对象因此却无法完全客体化、对象化，不可能仅仅是陌生的“他者”，召唤我们游戏其中做出单纯个人化的重构和理解；恰恰相反，它是当代史。如果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在列强进逼、西方史及其世界观改写传统东方史及其世界观的晚清近代做一个断裂和分期的话，此后至今的一百五十年来，我们实际上都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豁口上，承受着百年焦虑和存亡绝续的历史任务和民族使命。我们没有离开过这个大历史背景，没有超越这个阶段获得资格逍遥物外，没有彻底解放自己的历史情绪和内在愿望于这段历史材料之外做超然的客体化的描摹，而是依旧介入其中、深入其中乃至陷入其中。换言之，特定的历史阶段与家国社会的关系紧密地牵涉到物理和心理都关乎于此的个人，我们在承受这种压力的同时也在寻找表达和突破的方式、缓解和解决的途径。这当中，历史问题的当代主体性确立是一条道路，即当代人积极地投身于切近的历史的反思与实践之中，在多样化方案的制定和行动进程的不断调整下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目标。
陈忠实的这部六年成型的《白鹿原》，是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创作，它既是虚构的小说文本，也是知识分子精神意味的“写史”和“续命”。就这一点而言，陈忠实乃是将作家的创作赋予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和历史职责。我们看到小说面世后的二十三年中（最初连载于1992-1993年的《当代》杂志），总会有从小说艺术角度、以文学性标准批评《白鹿原》的论述，不过我觉得这一层面的批评不过是提醒作者还有不断完善小说表达的可能，非常重要但不是第一性的。对于《白鹿原》而言，“存亡绝续”四个字在历史动态和精神定力间的张力效果才是它最想通过该“秘史”的写作所要表达的，这才是第一性的。
因此，我们看到更多的关于《白鹿原》文化传统和精神依归上的批评和批判的论述，着实更为惊警。比如宋剑华认为：“《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创新精神的平庸之作，它之所以能够在体制内获得国家所颁发的最高奖项，恰恰反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沉沦的衰败之相。用叔本华评价‘庸作’的尺度来说，就是‘牵强附会、极不自然、谬误百出，字里行间永远渗透着一种夸张造作的气息’。”比如李慧云认为：“作者过于深情地描绘了封建帝制覆亡前后小农田园经济的这一抹夕阳余晖、古老村族的最后的宁静，这实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比如傅迪认为：“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近现代史的文学作品，从中只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的作用，却几乎看不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影响，这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这些论断有的不免是偏颇之词，却也多半是站位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及其价值取向上所做的文化价值论的判断，可以促进我们思考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多样化方案与实践的一些分歧，对“存亡绝续”的二重奏下历史处境和文化处境的复杂调性有所认识。
而我的观点是，陈忠实及其《白鹿原》的重要性在于，在我们共同面对历史、想象未来的运思立意中，一条思想路径的文学化表达空间得以徐徐展开，一种由史料的具体到思想的抽象再到虚构世界的具体的层层转换、落实，是一项富有难度的美妙壮阔的工程。陈忠实不是一个避实就虚的人，不是一个自囿零碎的作家，不是一个无所批判的犬儒，他迎头赶上作家的时代任务和对知识分子精神旨趣的向往，显然是一项杰出的素质，这也是《白鹿原》虽然经受各种挑剔争论却依旧坐稳了当代文学经典之作位置的内在原因。
朱先生，儒家中心和行动特点
我对《白鹿原》的记忆保留最多的居然是朱先生——关中大儒、白嘉轩的姐夫、白鹿书院的掌门人。这个人物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而言，是有所欠缺的。虽然着墨并不算少，陈忠实努力铺叙了他青年时的聪灵、沉郁和内有大干的气象，以及与妻子朱白氏的缘分、情感，但总体上他是一种圣人化的存在，他的内心世界和行为举止浩大庄严，几无错漏，正所谓“吐辞为经，举足为法”，换言之，他是陈忠实的一个“理想人物”，而非现实人物。
但有趣的是我乐于记住这个理想人物的不少细节，并加以传布。这种记忆的选择性是有分析价值的，至少能够说明作为《白鹿原》作者的陈忠实和作为读者的我有彼此交互证合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时候，特别容易选择他们在阅读兴趣和价值观念上打动自身的部分，他们往往追求阅读快感和精神皈依（爽度和情怀），而不是文学自身不断要求的纯粹形式意义上的小说艺术和技术。
从阅读史的历史经验来讲，流传于民间大众的经典之作常常会有理想人物和“奇迹”（神通和幸运际遇）出现，这一点，无论是鲁迅以批判的视角看待刘备和诸葛孔明而言的“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还是通俗文学经典中比如金庸笔下的扫地神僧（《天龙八部》）、风清扬（《笑傲江湖》），都具有这种现代小说艺术不太接受，而读者心理和情怀颇为愉悦、崇拜、津津乐道的典型。我想，除了神秘感，还有就是我们对小说的原始期待在起作用，我们其实是盼望小说中的人物能代表我们实现自身所不能实现的价值和命运的，小说是理想之物，也是补偿之物。
朱先生是陈忠实笔下的诸葛孔明、刘备、扫地神僧和风清扬。但朱先生是一个儒者，一个胸怀天下古今而坚守乡村、普及教化的儒者，对于他的神化理应有所节制，否则就会跌入鲁迅批判《三国》人物的“似伪”和“近妖”；过度神化同样也与儒家精神不甚吻合，历史上儒者而最近玄的，与术数、道释合流的也不过像邵雍（康节）、刘基（伯温）这般；此外，作为一个民国时期的关中大儒，历史的祛魅功能也限制了人物的神祗化。因此，《白鹿原》中朱先生的砥柱中流之相主要还是依靠儒家圣人人格及其磊落行径得以树立的。
小说第三十二章朱先生仙逝后，借白嘉轩的耳朵听到人们的议论，从而对朱先生的一生人格行径做了回盖棺论定：“人们在一遍一遍咀嚼朱先生禁烟犁毁罂粟的故事，咀嚼朱先生只身赴乾州劝退清兵总督的冒险经历，咀嚼朱先生在门口拴狗咬走乌鸦兵司令的笑话，咀嚼放粮赈灾时朱先生为自己背着干粮的那只褡裢，咀嚼朱先生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间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着洋线的怪癖脾性……这个人一生留下来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正所谓“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小说中黑娃的挽联）。
这就是陈忠实为朱先生及其圣人人格找到的、印证下的完美性。他把自己皈依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想中去，他说道：“人们用自家的亲身经历或是耳闻目睹的许多银钱催命的事例反复论证圣人的圣言，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身[来自www.lw5U.com]体力行。”“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的悲剧，而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这种对儒家精神理想的皈依和对圣人人格的维护，在20世纪末直至21世纪的今天显得非常另类、固执和奇观化，有格格不入、不合时宜之嫌，也难免遭致“五四”以降现代知识分子们的驳斥和诟病。但有趣的是，传统的儒家精神也一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实现着自己不屈的文化回流，从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到这几年再次兴起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精神基因归根结底要发挥内部的作用，要引发“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创造性转化”。而当下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对“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强调，希冀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衔接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关系，则为民间和海外新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现实的理论通道和实践保障。我们尤可关注当下这一阐述中儒家精神的主体作用，比如习总书记在概括时言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基本都是儒家人格修养和社会价值追求的关键词，积蕴着千年以来的中华历史经验和美好理想。
由此再回到朱先生一生的人格行动，有一些核心便脱颖而出。比如“爱国”是朱先生一个重要的价值维度，甚至可以说是朱先生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大前提。《白鹿原》在第二十九章连贯地安排了两场大戏，浓墨重彩地勾勒渲染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抗日。先是参加过国民党抗日前线正面战场的鹿兆海，在潼关最后一道门扇的中条山战役中英勇就义（一场壮烈无比也隆重至极的白鹿原上的葬礼以后，鹿兆海的死又被借用揭晓了第二层谜底：他在中条山击杀侵略者时并没有死，而是被国民党政府调到边区与红军作战时而死的。这种小说安排的优劣是另一话题）；而后，朱先生展现了他一生至为重大的行动：投笔从戎——“朱先生的讲话成为公祭仪式的高潮，甚至完全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八个老先生的民族正气震动了白鹿原。第二天出版的《三秦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标出了题为‘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的新闻，震动了城市上下朝野。三天后，上海《文汇报》全文转载这条消息，标题改为‘关学大儒投笔从戎’，影响扩大到南方。一时间，响应朱先生的理学同仁纷纷投书报刊要求取义成仁者超过干人。”
由于学生鹿兆海的抗日与死亡，引发了异常淡定（象征着大儒修养定力和白鹿原变中不变）的朱先生生命中难得的一次“不淡定”，其原因就是爱国救国，仁人君子责无旁贷。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上战场，其价值何在？小说拿朱白氏的一句生死诀别的祝酒词说：“你们八个打死一个倭寇都划得来！”所求的，不是常理的值与不值，而是舍生取义——爱国救国之大义的终极价值。
这也是我题目中所谓“大存亡”的第一层涵义。从中国近代无可阻遏地被纳入世界新格局的叙事开始，西方的坚船利炮及至体制文化都在侵蚀和考验中国这艘千年大船的全面转型能力，而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波及的国族危难成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大存亡之际。连圣人都必须服从这种“救亡”的律令，以证明文和武之间有着转化的精神通道。
而另一条通道、另一项大存亡则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存亡——陈忠实如此理解和描述，所以他让朱先生这一理想人物一以贯之做一件事：编纂县志。“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当今时下，凡本县里发生的大事统都容纳。历史沿革，疆域变更，山川地貌，物产特产，清官污吏，乡贤盗匪，节烈妇女，天灾人祸……不避官绅市民，凡善举恶迹，一并载记。”朱先生的夫子自道讲出了地方志书的工作范畴和工作伦理，其目的依旧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操守、行为、礼俗。小说中无论县长怎么换，无论遭遇天灾还是人祸，朱先生和一干关中的夫子们，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终日乾乾于斯的劳作，仿佛这就是他们在世间的使命。尤其令人感觉悲壮的是，朱先生死前无法从官方要到付印的只抵“两杆枪就足够了”的银钱，终究靠书院一棵柏子树的报酬和石印馆老板的明“义”印成了十套县志，分布各方，保存火种。在他看来，[来自wwW.lW5u.coM]这是他在人间的事“办完了”，然后就可以泰然地迎接生命的大限了。
修志以及朱先生订“乡约”等行为特点，是陈忠实心中大儒者的另一基本特征，与其舍生取义、爱国救国一样，共同构成了《白鹿原》中最具象征性的、与理想耦合而未必实有的理想人物：朱先生。
文化之维和文学之统
如果说《白鹿原》文化之维的中流砥柱是儒家精神及其礼俗秩序，那么它的完成又并非朱先生一人可以支撑和足够说服的。
与朱先生相互表里的核心人物自然是妻弟白嘉轩，他在陈忠实的这个宗法治理体系内，几乎可以看作是另一个朱先生——执行者的朱先生、实用主义的朱先生。他们是陈忠实儒家文理想模型中二合一的人物。有所区别的是，陈忠实把繁琐、细碎、乡土、王道的角色都分配给了白嘉轩这个大族长，从而圣洁化、理念化了作为读书人的朱先生。
与朱先生相比，白嘉轩自然不免俗气些，成长性也是逐步而来的，关键的是，白嘉轩一生都走在克服困惑、愚昧，向着朱先生靠近的道路上，他永远有着一项致命的、儒家理想人格意义上的“原罪”——“白嘉轩看着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被割断的羊奶奶蔓子扔了一堆，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是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他俯下身去，双手拄着拐杖，盯着鹿子霖的眼睛说：‘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小说开篇和结尾都描述了这一件白嘉轩身上的原罪，一次农民式的狡猾。
陈忠实说朱先生的时候是讲“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说白嘉轩的时候则是讲“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在他的功过簿里，就是以这样的“0”和“1”来严格判定人一生的价值高低，即内在的等级秩序的。这种强烈的秩序感映照出陈忠实领会的儒家精神法度的苛刻与他的认同感、服从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令现代人不快的，也是我们深入思考《白鹿原》和现代人性标准的分歧所在。
为了寻找《白鹿原》内部文化之维的潜意识，我突然发现，田小娥的存在使得这个文本变得丰富、生动、多义。这是一个原始欲望的象征，不幸的遭遇和无根的身份以及旺盛风骚的生命力构成了足以冲击理性的宗法秩序的力量，她成为陈忠实有意无意之间塑造的一个颇具特点和成就感的人物。田小娥是被侮辱与被压迫者，也是宗法体系的破坏力量、解构者。陈忠实差一点就控制不住田小娥那个维度的冲撞，她的存在多多少少令陈忠实男权中心的宗法理想模式出现了漏洞、颠覆的可能和难以祛除的哲学意味上的“恶心”。所以我认为，以田小娥、早期黑娃为代表的，兼之作为共产党人的鹿兆鹏、白灵，其实都透露出另一种文化维度和精神传统的气息，他们是自由的、革命的、反抗型的精灵。这是陈忠实未必全然意识到的，也是《白鹿原》之所以接近杰作的原因之一。矛盾的、纠缠的、斗争的人性世界和生命力的互为辩驳天意般地展开，在家国历史和人性解放间演绎出了一片灿烂玄奇的图景。
当然，陈忠实还是他小说世界的立法者，他放逸田小娥的鬼魂报复宗法强力意志，然后证明她过度的报复犯下了重大的罪愆，于是让白嘉轩以“正道”镇压了田小娥的鬼祟——那村东头坍塌的窑洞上竖起了一座六棱砖塔，象征着“日月正义”永远镇压了妖邪。只是这一段较量，多少有点法海和白蛇的遗叙。
所以我愿意进一步梳理自身的文化感受：儒家精神和宗法社会是关联的但又是不同层次的东西。我们今天究竟要什么，扬弃什么，是否可以切割二者，同样是“大存亡与民族文化选择”的关键问题。
有必要讲一下我认识中的《白鹿原》的文学之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所谓“道统”“政统”“学统”的“三统”，《白鹿原》的文化维度里其实都有涉及。但当我们评价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却也涉及了作家小说创作对于“统”的思考和涵融能力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是否有野心、是否出色的一种评价标准。
在《白鹿原》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陈忠实在现实主义传统——应对和处理历史与现实的材料、传统文化精神——儒家为中心的理想人格和治理模式、魔幻现实主义——世界文学传统的借鉴与创新三个“统”上面的雄强野心和良好运用，从而实现了陈忠实及其《白鹿原》的精神气象与特有文风。这种“统”的文学实践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文学的传统、魅力及其美学价值，不仅仅来自于狭义的文学评价标准，更来自于对人与大干世界关系的感知，以及文学与其他平行体系之间广泛的吐纳关怀。
在国际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之际重读《白鹿原》，重温一段大存亡与民族文化选择的心路痛史，我想，也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2015年6月29日凌晨于桂苑圈
作者：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一级作家，有著述《裂变与交互》《现代中的传统诉求》等。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获全国2014年度青年批评家奖、浙江文学之星奖等。
编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