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俭福
“向所有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是胜利。但如果不能向他们提供保证质量的教育，那不过是一种空洞的胜利”——这是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达喀尔会议”上通过的《全民教育行动纲领》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次会议明确指出：世界教育的发展目标应从全民教育向全民优质教育转变。在我国，近九年，“优质教育”一刊的“点击率”不断上升，优质教育成为圈内圈外人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以种种特有的方式来表达对优质教育的渴求，这种渴求之强烈，以及这种渴求与可满足这种渴求的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之强烈，怕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面对这种持续升温的态势，优质教育如何达成？
其“主语”至少有二：一是“政府”，二是“学校”。而不管“主语”是什么，“怎么想”、“怎么做”既涉及若干实践性问题，又涉及认识性问题。在上述时代背景下，我们“南通教育考察小组”一行五人，对安徽、江西、湖南三省基础教育办学态势进行了考察。我们先后走访了安徽省黄山市教育局、江西省九江市教育局、湖南省长沙市教育局，考察了安徽省屯溪一中、江西省九江一中、江西省九江三中、湖南省明德中学、湖南省长沙市32中。考察期间，我们还与不少学校领导就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对中小学改制问题进行了交流。现将我们的所见所闻记录如下，以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政府在基础教育办学中的使命
公共性和公共利益是基础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和目标。它也是一个社会和国家为了实现和保证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赋予基础教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责任，并因此使得基础教育成为国家实施的一种具有大众化的教育。因此，这种公共性和公共利益能否得到维护和保证，是评价与衡量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准。安徽、江西、湖南各级政府同全国各地一样，以实际行动确实维护与保证了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和公共利益，并伴有多样与差异的走势。
安徽省屯溪一中查建宁校长说，安徽省中小学1999年核实过人事编制，人员工资、办公经费等由政府逐月发放。学校所有学杂费，分文不上缴，而择校费要上缴20％，基建费教育局拨给了很大一部分。最近，学校用国债270万元建综合楼，自己要贴500万元，现在学校在银行已贷款800万元。关于学校体制改革，安徽省教育厅曾发过文，态度非常坚决，反对改制，以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江西省九江一中游华新校长说，江西是穷省办大教育，现有100多所省重点中学，政策性工资基本由政府拨给。江西赣南有一个县把高中卖掉，农民告状，教育部管了此事，江西省教育厅不赞成卖校。江西正在实施优质高中教育建设工程，用国家发展银行45个亿搞建设，本息全得学校自己还，分15年还清，实质上把政府应该做的事转嫁给学校。我可以拿国家发展银行的钱搞扩建，但我不积极主动地去做。因为贷款时，要用学校本部抵押，这样扩建资产就与本部原有资产捆在一起。对本部发展造成很大压力。九江—中肯定有人买，但九江市老百姓不答应。人民政府，既要顾政府，也要顾人民，否则就是徒有虚名，有悖于“三个代表”。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政府不能甩掉自己的职能。江西学生贫穷，我们不能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对于择校费，政府要提20％上缴。游校长说，对于学校而言，现在方方面面都在管你，管得你头疼。政府把责任转嫁给学校，学校又转嫁给老百姓，老百姓能承受吗?
湖南省明德中学校长赖学显说，目前学校发展遇到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瓶颈，投入少。虽然编制之内的人员工资政府能够保证，但超编的得自己拿钱。长沙市教育经费附加费基本上用于改造薄弱学校，学校发展资金不足。湖南名校扩建贷款，政府贴息，自己还本。另外，政府贴一点教育附加费。湖南省择校费上缴比例去年由20％提高到25％。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通过调研后，给省政府写了报告，指出这20％～25％的上缴款不能收。2004年3月份，湖南省教育厅办了个重点中学校长培训班，省长在会上表了态，从今年起这上缴款不再收取了，长沙市市长也表态不收了。
长沙市32中是1905年创办的，目前是一所初中学校。校长叶仕杰说，我这个校长不姓教也不姓钱，平时在管柴米油盐。学校人员工资由政府拨发，新课改后公用经费明显不足，现代教育媒体、现代教师培训都要花钱，而公用经费又没有增加。搞课改与不搞课改，学校开支不一样。今年增加生活补贴，长沙市标准为410元，其中60％由政府拨给，40％由学校自筹。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60人，而离退休人员竟有62人，要学校自筹40％的生活补贴，学校就发愁了。由此可见一般初中的办学苦衷。叶校长说，现在时兴电脑派位，有钱人家的子女去择校了。我校的义务教育只能处于低保水平，这由低保的校长、低保的教师和低保的学生所决定的。不过，我们的老师很体谅政府，收入虽低一点，工作仍是踏踏实实地在干。
安徽、江西、湖南三省学校，伴随基础教育改革的巨大成绩而出现的不和谐音，使学校校与校之间的竞争、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在社会变革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不少教育行政领导和校长认为，基础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大头，结果主要由县财政来投入，县财政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小头，国家税收的大头在中央，是国税部分，但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来维持。这在教育经费分配体制结构的内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公平。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伴随多样化和差异性的扩大，基础教育将会出现更大的分化而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学校在基础教育办学中的使命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供求矛盾突出，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远远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一方面不少名牌学校把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当作重要的经济资源，招揽可以出钱入学的高收入家庭子女，在社会中形成以金钱择校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生和家长都比较珍惜优质教育机会，为了获得这种机会，在被迫缴纳不合理的教育费用时，学生和家长即使有怨言，也不得不采取忍让的做法。而出于这样的目的，学校和教师往往成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和途径，提高教育质量、追求教育品牌成了众矢之的。
安徽省屯溪一中是1949年由四所学校合并而成。2000年初中剥离掉，现有36个高中班。屯溪一中是安徽省第一批重点学校之一，恢复高考后，曾出过4文、2理6名高考状元。而近几年，随着扩班，优质生源不足，高考状元几曾擦肩而过，而每年进入省前十名的有2～3人，学校在群众中的信誉较高。但现在从培养尖子生的角度来讲，教育质量仍有问题，虽然学生多了，经费多了些，但管理中的问题也暴露得多了，人事问题也突出了。虽然骨干教师年收入也有3～4万元，学校内部管理也加强了，校园网络在教学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校长觉得自己压力挺大。尽管学校加强了德育工作，但收效不大。他们立足学校里的学生在社会上不变坏就谢天谢地了。查校长引用了俄罗斯的一则故事说，小马、螃蟹、天鹅拉小车：小马拼命把小车朝大路上跑，而螃蟹则把小车往河里拉，天鹅却把小车往天空上引。如此比喻学校、社会和家庭相结合的教育合力，则显得各种力量朝各自不同的方向引领，收效甚微就不足为怪了。整个黄山市有七八十家网吧，文化部门发证，文化部门查处，学校接到举报去了解时，又不准进去。现在省、市党政领导没有人抓思想工作。他们只抓经济、抓政绩，搞形象工程，没有层层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宁愿花钱增加公安、警察，看来学校只能做学校的事了。查校长说，现在办优质教育，我不赞成做大做强，倒主张把学校做精。
江西省九江一中1902年创办，全省能跟九江一中抗衡的不多。真是千年学府、百年学堂，在全省的位次是前3名之内，“已进入全省顶尖级重点中学的行列，全省—流的目标已经达到”!九江一中人的现阶段使命就是：“把一中办成全国一流名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优秀人才。”
而要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学校现在“抓住教师队伍建设这一治校办学的根基不放”，“继续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弘扬“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而读书”的传统。游华新校长介绍说，现在学校每年要拿出十几万元资助贫困学生，学校不堪重付。学校教师要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全省5万多人参加培训考试，l份试卷去年25元而今年变成20元，仅这一项全省要赚1千多万元。他接着说，有一名北大毕业生在江西做教辅材料、教学用品生意，1年之中在江西销售额达14亿元，自己要赚9个亿。教育者自己有一定的良知，外界环境怎么样?政治体制不改变，怎么办教育?监督机制没有，中华民族怎么走?游校长说，“同前辈校友相比，今天的学子们自我意识更强了，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任由自我膨胀，我们将变得卑微鄙陋而难当重任。”只要“有力抵御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袭、腐蚀，我们的胸襟就会豁达，我们的眼光就会高远，我们就将变得更纯粹、更高尚、更睿智、更有力量，就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振兴中华的光荣使命。”
在优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如何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九江三中樊仁校长回答说，服务是学校最好的品牌。唯有牢固树立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质量，才能把教育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才能打造教育品牌，使名校真正名副其实。“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是教育界很早就提出的“三育人”要求。但现实情况是，随着我国教育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人民群众对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导致一些学校和教师的服务观念逐渐淡薄。樊仁认为“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学校领导要确立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关键是要凝聚人心，凝聚不了人心，什么工作都无从谈起。樊仁说，九江三中的教职工都在力求使自己成为站直了的大写的人，干大事业，就要有大胸怀、大境界、大精神。我们上一堂课、研究一个课题、组织一次活动、加一次班、取得一点成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愉快，这份愉快就是生活和工作赋予我们的最大回报。
湖南省明德中学由近代著名教育家胡元倓创办于1903年（清光绪癸卯），是久负盛名的三湘名校，是湖南省重点中学。一百年来，学校以“坚、苦、真、诚”为校训，传承“磨血育人”之精神，为国家培养了八万余名学生。任弼时、周小舟、周谷城等党政要人，欧阳予倩、吴祖光等教科文名流均是明德学生，金岳霖、陈翰笙、蒋适黻等17位院士都曾在明德工作或求学。跨入新世纪，学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尊重学生，创设和谐的教育环境；为了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相信学生，具备成才的智慧潜能；培养学生，奠定—生的发展基础。”学校继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继续加强德育工作和教学工作，继续抓好体育卫生及后勤工作，坚持学校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并重、管理体制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并重、教职工队伍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并重，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课程改革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它关系到我们的教育质量，关系到师生校园生活的质量，关系到年轻一代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更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如何推进课程改革是考察中关注的一个热点？为此，我们考察了长沙市32中。该校是湖南省开福区国家课改实验学校之一。在座谈中，大家认为学校新课改革推开了，也说不出实践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教务处主任孙伟说，教育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我们的国家属发展中国家，而现在的教育理念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不知道一个原始部落的人，是要一支弓箭还是要一枚巡航导弹?他说：“课程改革功在教师，如果会失败，就败在领导、败在制度。”学校党支部书记彭均辉认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政府行为，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需要各方面人士的参与，因此大家要少责怪、多沟通、团结协作，才能共渡难关。
在对安徽、江西、湖南三省学校的教育考察中，大家对公办学校改制问题颇感惊讶和不解。当问及他们对改制是怎么想、怎么做时，他们都说：我们不敢想，更没有做。屯溪一中查建宁校长说，我市教育局长曾给我介绍过一个投资老板，但我感到这些老板是为钱而来的。我对局长说，与其我要给好处给他，倒不如自己贷款搞建设。局长听了这一席话，觉得有道理，之后再没提及老板投资的事了。
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背景和过程中，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开展竞争并不完全是坏事。但是，受教育者的选择与这种竞争的结合，却常常可能会产生一种“顾客至上”的现象。由此，教育中所包含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要求，以及学生学习学校课程等的义务性，很可能转变成为具有一种“消费”属性的活动，进而成为私人或个人的事情。这种将个人在教育中的权力绝对化的现象，势必造成基础教育公共性的式微。因为，将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和义务教育的义务性，转化为一种单纯的消费性，实际上是否定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宗旨是不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