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
2008年度诺贝尔奖各个奖项得主均已闪亮登场，这回又基本没有咱中国人什么事儿。说“基本没有”，是因为获奖者当中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与中国人“沾亲带故”的倒是有一位，这便是中国著名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美籍华裔科学家、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化学及药理学两系教授的钱永健先生。闹了百年诺奖饥荒的中国人对这位黑头发黄皮肤叫中国名儿而且还是钱学森堂侄的科学家似乎特别的来劲，地球那边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名单甫一揭晓，国内各大网站的首页上便纷纷上传了这一喜讯。不少行文简洁的标题上，甚至略去了钱永健的大名，干脆以“钱学森的堂侄”称之，一种“随喜心理”昭然若揭。虽说这诺贝尔大奖没被中国拿到，但到底被中国人的“晚辈”揽得了，这样的消息大概可以让不少爱国者大大地过上一把干瘾了。
不过与杨振宁、李政道这些还在国内读过几年大学的诺奖得主不同，钱永健除了继承了父母的中国血统和遗传基因之外还真的就跟咱们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其生于纽约，长于新泽西，就读于哈佛、剑桥，供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甚至连中文都说不周全，其成败得失与“中国”找不到太多的联系。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大概只有一点：中华民族的祖先们留给我们的遗传基因并不差，这种优质的智力资源足以保证我们去征服任何一座科学技术高峰。诺奖史上有7位华裔获得科学奖便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同样的人种，为何国内科技工作者连诺奖提名资格也未尝得到过，而漂洋过海到了海外拿起诺奖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大概只能归结为“水土异也”——我们的教育、科研环境出了问题。
首先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很成问题。我们的中小学采取的是不折不扣的应试教育模式：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学生的学习目的就是学会解题，应付考试。因为中国高校完全是凭高考总分录取学生，所以中小学培养学生的指导思想便是力求“全面发展”——宁可没有特长，不能存在“特短”。最后能进入名牌高校深造的高分考生大多是那些各科实力平均而考试技术超群的角色。他们的创新能力、求异思维在中小学一直就被压制着，最终萎缩、退化，甚至被消磨殆尽。16岁的钱永健因其出色的实践能力被授予美国最权威的青少年科学类奖项——“西屋科学天才奖”，获得全美著名的马歇尔奖学金，并因此进人哈佛、剑桥大学学习。再看我们的大学招生，哪所学校不是考你的解题技巧、应试能力!一旦到了大学，许多学生便彻底地松了一口气，很多人立刻寻找机会“补”回中学里失去的娱乐时光，网吧、游戏厅、电影院等游乐场所成了不少学生的“第二课堂”。即便是那些名牌高校，因考试挂科被勒令退学的亦大有人在，曾轰动一时的三次进出清华北大校门的某“考霸”便是其中的典型。单靠这帮学子，我们有希望看到从他们手中擎起诺贝尔奖的奖杯吗?
再就是我们的科研环境堪称恶劣。据统计，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75％来自高校教授和研究人员。看来，这高等院校实在是科学研究的象牙塔。可看看当今中国大学校园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两年前北京某名校一位中层干部曾公开痛陈当今高校已越来越“衙门化”，此言既出，在高教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而不久前广东某大学公开招聘一个处长竟有四十多位教授竞相应聘的例子正与“高校衙门化”的指责遥相呼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里的“师”心所向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那些时刻惦记着“上进”的教授们会看得上科学研究这类“雕虫小技”吗?即便心无“官”念，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潜心治学，板凳坐得十年冷?东拼西凑连剽带窃，制造学术垃圾的有之；一个博导带上数十个学生，一学年连见上一面都很难的有之；人在校园心系商海，整日做生意的有之；天南海北兼职，四面八方走穴的有之……试问，这样的人有心思有精力静下心来搞研究、做学问吗?多少高校从上到下都笼罩在一种“浮躁”的氛围中，学科设置跟着就业走，科学研究跟着利益走；校园越建越大，楼房越盖越高，办学成绩却越来越差，国际排名越来越低……
钱永健教授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也引起我很多感触。这便是：“科学的精神给了我滋养和快乐。”我真想问一问我们的青少年学生，问一问我们的教授，你有没有感受到科学精神给你的滋养?你有没有真正体味到科学研究带给你的快乐?这或许正是一个献身科学的人与一个让科学为自己献身的人之间最明显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