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和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不是民间,也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和担当精神的官员。
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1.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所以,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2.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少不了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人士有意无意地排斥。
目前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破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助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3.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着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中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C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
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伤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