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东 谢 泳
本文源自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二人畅谈今昔，对备受关注、牵动人心的各种中国教育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既有对昔日教育的梳理。更有对当下教育的批评。
丁：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和旅美数学家曹怀东，合作完成研究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引起国际关注。我注意到，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近年来，在推行人事制度改革中，该校对于在学术界已取得了突出成就的200名学者，免予考核。朱熹平从偏分方程研究转到几何分析的研究时，有四五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但他从国家和学校得到的经费资助，已经足已安心从事科学研究了。中山大学认为，对于这批优秀学者，学术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考核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就是要给他们以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山大学给优秀学者减负，本来只是尽大学应尽的义务，却引起了舆论的好评。
谢：中山大学能让优秀学者免于考核很好。但一般大学教师也经不住如今这种考核的折腾。许多大学教师感到失去职业尊严，沦为打工仔。数字化管理。就是监工的鞭子。
丁：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向路甬祥院长建议，中国科学院应当带头砍掉一半会议。他说在sARs暴发期间，他埋头做学问，三个月他与合作者完成三篇论文。恢复正常后，他却写不出好文章了。瘟疫竟然创造了学者需要的研究环境，真是莫大的悲哀。
谢：我和几位大学里的朋友聚会，他们说，倒不是为会议所扰，而是为评审博士论文忙得昏天黑地。在哲学系当教授的朋友说，每天要审—本博士论文。在文学系当教授的朋友说，每天要审三本博士论文。现在文科一般要求博士论文的篇幅在十五万字以上。博士论文又不是通俗小说，一天看三本，谁能从头到尾细细看过来?
丁：博士论文答辩，一天要安排八场，上午四个，下午四个。节奏再快一点，就赶上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赛了。
谢：他们也是没办法。甲教授的学生要请乙教授参加评审，乙教授的学生要请丙教授参加评审，丙教授的学生又要请甲教授参加评审，就是这么小的圈子，谁也离不开谁。你就是力不从心，也无法推却。
丁：博士硕士论文答辩，都安排在一个季节。学生不答辩，就不能毕业。拿不到学位，就要影响就业，还有户口等一大堆实际问题。
谢：在这种情势下，谁又能认真评审?匿名评审也无济于事，至多淘汰一些太不像样的。
丁：我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每年到底招收多少博士生、硕士生比较合理?招多少是最高的限度?掌握行政权力的部门对此有没有研究?有没有论证?吴院士建议科学院的会议砍掉一半，我建议中国招收博士生的数量砍掉一半。
谢：起码可以逐年递减。否则，质量继续滑坡的趋势无法扭转。
丁：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材料，不好简单下结论。但我有—个经验性的认识。说出来其实也极简单，那就是—般说来，每一个时代人才的总数大体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无论选拔力式如何不同，人才就是那么些人，聪明学生的总量是一定的。“文革”十年停止高考，也就是说，没有体制化的选拔方式，但真正的好学生，最后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流动到社会的上层。虽然其中有一些精英可能错失了机会，但就人才的总量观察，大体还是平衡的。这就提醒我们，在某个区域的某—个时段内，精英的总量并不因为选拔机制的改变而出现大的波动。学位、学衔的猛增不能带来人才的猛增。所以，以机械的量化的方式统计人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给研究者自由，才是释放人才潜能的最好办法。管理要建立在充分尊重自由的基础上。
谢：特别是人文学科方面，如果一个人不是长年积累，忽然做出许多研究，那是不正常的。有些学者可能会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成果问世，所谓“终年著书无一字”。但当他们的研究一旦成熟的时候，成果会不断出现。让教授自由，让学术独立，才是管理大学的最好办法。真正的教授，不管理他们也要研究；混饭的教授，以现在的管理办法也淘汰不了他们。与其让真正的教授受罪，还不如放开，让真正的教授自由，让混饭的教授也自由，在自由的学术研究中，混饭的教授最终是混不下去的，南郭先生才会原形毕露。
丁：中国大学里，现在缺少的还是自由。在目前中国大学的管理方式之下。很难有真正的成果出来。特别是人文学科方面，如今凡像样的研究，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许多都是学院里的边缘教授做出的，或者是学院之外的学者做出的。学术，说到底是学者自己的事。陈费恪说过“读书不肯为人忙”，那才是真正学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