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尔斯
对教育的误解
人们已忘记教育为何物。从上一个世纪(19世纪)起教育与科学开始分道扬镳,因此人们所理解的教育只是将青年人培养成有用之才。当某一科学被运用于经济之中时,这门科学马上身价百倍,人们为了获利,纷纷追求它,并在学校中推广这一学说。……假如这门科学与国家的存亡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门科学的功能就会发挥到极点,这种状况在现代科技肇始就已形成,直到原子武器的时代仍然如此。今天的美国突然意识到苏联在科学方面超过了它。因此,科学和培养科学人才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为此所需的人才可以说是多多益善,不计其数),而人们也愿意为此付出最大的物质代价。当今最显赫的人是原子物理学家,尤其在苏联(俄罗斯),这些物理学家过着惊人的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他们的生命比其他人更安全,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
今天我们关心科技人才的培养,但对此我们必须小心从事,因为我们为科技人才的匮乏而震惊,而其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模糊。为了科技、经济和军事的目的,人们愿意将巨大的财力、物力放在教育上,但不论在苏联(俄罗斯)或者西方,科学价值的评价与精神价值的评价不可同日而语,那只是科技方面的事,而科技仅是运用理解能力所作的具体研究。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只是服务于某些目的的专业工人,他们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因为技能的训练,专业知识的提高还不能算是对人的陶冶,连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也谈不上,更何况理性的培养、精神生活的陶冶,以及参与人类每一时代都具有创新内容的历史传承之中。
本真的教育与回归
另一种教育便是本真的教育,它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因为这种教育的延续将奠定控制科技和军事带来的灾害之基础,对整个教育问题的反思,必然追溯到教育的目标上去。人类的将来,取决于本真教育的能否成功。如果只是在自然科学之外推广人文科学,那是不够的,或者再增加教学技术,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和教学论,也是不行的。教育革新的先决条件是提高教育的地位,以提高大、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通过教育的伟大性和它在国民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来获得声望和影响力。这样就需一笔超出现今的教育经费数倍的资金,但仅凭金钱人们还是天法达到教育革新的目的,“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
现存的三种基本思想
到此为止,我们还不能开始谈论发展教育的基本思想问题。在此先提出三个尤其与民主有关的论点。
第一,在民主制度下,人的地位受到尊重,自由才能发挥效力。比如:为弱智之人开设辅导班以及对白痴进行特殊教育,但却没有为天赋极高的人设置天才班与进行天才教育。如果大多数人反对天才应有的权利,那么这个民主就面临危机了。进一步说,如果民主不让最优秀的人才在所有的任务和生活领域以及人类的潜力中表现和发挥出来的话,那么民主在整个生活中的活力就会减弱,它便走向了自取灭亡之途。(在这里我们不用再谈学校里免不了的评分制度,它带来了许多弊端,并常常被误用,造成了不公正。因为每个人为的措施都有许多缺点,同时也要看我们如何自我批评和改进。)
第二,传授给青年人的教育内容包括:让他们接受古代文化和圣经传统的熏陶,掌握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培养民主社会的道德情操,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另一种绝对专制的情况。在民主的国度中,自由力量的发挥取决于对专制本质的认识程度,因为在科技时代新的专制是可能发生的。这一新的专制原则在其未实现前可以像病毒一样,蔓延到自由世界的每一个人的精神中。如果不能保待清醒的认识,理性的免疫力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因为从人的本性来说就是易受感染的,只有借助自由的信念和合理的生活方式才能战胜这种疾病。在没有清楚认识之前就要求学生具有反对各式各样的专制思想,那将是错误的。教师应在自由的讨论中回答问题,允许学生持不同的观点。采取强制措施,追捕审问或是思想压力直接压制的地方,反而促其生长。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表明,他本身就是他所反对的专制精神的代表。
第三,本真的教育(不同于专门训练)发展到一定阶段甚至对技术本身也有帮助。专门技术训练将人制造成最有用的工具,但即使完全以自然科学来教育人,也未必就能培养出具有自然科学素质的人。因为自然科学撇开技术上的用处不谈,主要是探究大自然的事物,人类原初的求知欲推动了认识的不断进步,没有这种进步就不会有新的发明,或者是依靠原有的研究成果能有一定的发现,但是不久之后,发明就会停止。从民主的观点看,一方面,政治本身即是教育,这种教育不同于过去只局限在特权阶层的政治与教育(柏拉图心目中的伟大理想),它是全民族的教育。另一方面,教育也是政治的基础,或者反过来说,政治铸造了教育以超政治的理性特色,其结果可以从每一个人身上看出来,政治以公开的形式进入个人的私生活中。
持不同看法的政治家认为,政治并非教育,而是少数人的专职,对此,这些人的私生活如何并不重要,而且老百姓的私生活也与政治毫无关系。政治是公开的,个人隐私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并不能帮助政治。政治也不是沉默的民众所造成的,因此政治如要依赖于每个人的理性,纯属空想。
然而,这种现实主义是多么不实际啊!所有的政治只要它不是一时的统治手段,而是对基础的巩固和延续的话,那它必然是全民的教育。政治的存在是靠着民心的向背而决定的,即便是在选举中,这种民心也会显现出来。沉默的民众是道德精神的承担者,而所有的政治又与此紧密相关。通过教育——首先是家庭教育,然后是学校教育,沉默的民众拥有了自己的存在。如若缺少了道德因素,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被实用政治带进黑暗的深渊。
教育的意义
人不只是经由生物遗传,更主要是通过历史的传承而成其为人。人的教育重复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在个人赖以生长的世界里,通过父母和学校的有计划教育,自由利用的学习机构,最后将其一生的所见所闻与个人内心活动相结合,至此为止,人的教育才能成为人的第二天性。
教育正是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着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
教育的任务和民族的未来
一个民族的将来如何,全在于父母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一个民族如何培养教师,尊重教师,以及在何种氛围下按照何种价值标准和自明性生活,这些都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人们呼吁:关心青年人的教育!政治家要争取青年人关心政治,人们拿出大笔钱来办学校,但仍然不够。
大、中、小学教师都有责任维持秩序和形式,以使世界的精神财富流传下去。这种秩序和形式要符合人的兴趣,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并且能塑造人。对于学生来说,这样的训导才有意义而不成为负担,精神的成长在书本中有记载,学生们在实践中不断完成,它比所有的物质成就更为重要。我们拥有最好的数学、语法、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但是历史方面的教材却成问题,尤其是缺乏现代哲学教材,即有关整体的精神与道德教育方面的书籍。
在教育中,教学和教育的精神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关注这些关键问题,而少管一些细枝末节之事。
1.科学与教育
在谈到教育的危机和科学扩张时,必须分辨两种情况:一种是为适应今天科技生活所必需的科学教育;另一种是可以引导和充实人们生活的教育。科学是专门化的,它传授给学生一个确定的技能,并在人的存在中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通过教育,学生将成为专业工人。专业知识和技能使人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和专家,这种技能是生活所必需的。科学的进步是技术发展的条件和未来经济的基础。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宏伟进程,物质世界越来越被人们所掌握,无效劳动也日益被解除,因此掌握技能就成为必需。
与此相反,教育是属于人之为人、归属于所有人的事业(今日教育不可能再局限于某个阶层,它必须是全民的教育,唯有这样,才能发生效用)。教育的推行有赖于民众的好学意愿,需要民众将教育看做无限广大的共同努力之事业。
2.自由和权威
教育帮助个人自由地成为他自己,而非强求一律。教育诉诸自由,而不是人类学上的自然事实,教育以从自由中不断获得的东西为其内容。如果教育变成了权威,那它就失败了。
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儿童的自由,让他们自己明白学习的动机,并不是出于服从而学习,同时允许他们轻视不行的教师。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将心甘情愿地尊重能令他们学到知识的教师,并且敬爱那些以德服人而不滥用权威的教师。假如学校里游荡着权威的幽灵,对此学生也不反抗的话,那么,权威的思想将深深地印在他们稚嫩可塑的本质里,而几乎不可变更。将来这样的学生在下意识里只知道服从与固执,却不懂得怎样自由地去生活。
3.教与学
针对不良倾向、嬉闹和涣散所制定的工作纪律是必需的,这种纪律能控制滥用自由的任性。教育的日常生活化要求不间断的练习,否则只是空谈与欺骗。纪律是使教育这一伟大事业彰显其效力的前提,它与获得专门知识和技能一样,对教育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
4.内容
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并且让精神的内涵充斥于我们的想象力、思想以及活力的空间。精神内涵通过诗歌和艺术作品所特有的把握方式,进入人的心灵之中。西方人应把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圣经》作为自己的家,尤其在今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最佳翻译作品和便宜的版本,即使不懂古老语言,也是能够接触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圣经》的。透过古代那种纯朴而深邃的伟大,我们似乎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体验到人类的高贵以及获得做人的标准。谁要是不知古希腊、罗马,谁就仍停留在蒙昧、野蛮中。人们从小不假思索学到的东西将影响他整个的一生,正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5.历史
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因素。它让我们熟悉自己的过去,熟悉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所作所为。但是这种理解有可能会误入歧途,对政治思想造成重大的影响。
有人认为事物的运动是带有必然性的,今天广为流传的种种说法,正以虚假的知识诱骗着人们。他们把可以理解的事物关联误当做因果必然性,这正是其错误的明证,而这种因果必然性只是他们想象出来的构筑物,在这种构造中总是存在着一个问题:这种自明的构筑物与真实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可揭示出的历史因果性都是个别的、多元的,在整体上从未有过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可言。他们忘记了事件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既不能事先预料也不能事后把握,在历史当中突破性的发明也再引不起讶然的惊奇。象征符号、神秘体验和道德经验的起源,以及上帝的观念与神圣的秩序,这些和人类有关同时所发生的一切,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高级文化开始时,就像一个奇迹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很快又达到了它的巅峰状况,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以必然性去理解,而是我们对未来憧憬的根据。
对可辨识的必然性的意识有消极与积极之分,一种是被动的,即人不可能改变必然性;另一种则是狂热的行动,认为能与所知事物的必然运动完全合一。为了使梦想变成现实,人们不顾事实,孤注一掷,因为人们确信,通过历史的必然性将获得一切。
理解历史的另一个危险是丧失等级秩序。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评价,因人而异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理解一件历史事实与对它所作的存在判断是分不开的,因此会产生一种误解,认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合理的。一切事情或是很好或无所谓好坏,正如俗话所说:理解一切就是谅解一切,进入存在深处的永无止境的理解已接近了言说的不可知边缘。这种理解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似的理解,而是将理解朝向存在无限开放。
人类历史进程的大轮廓,以及某一历史阶段发展的大纲自有其一定的意义,但却带来不同的形态,然而没有一个说法能说它是唯一正确的,但它们多多少少是一种综合性的看法,例如古典文化的巅峰成为教育大纲的范型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教条,而是在具体的事实中给了我们无穷尽的标准。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