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汉
人们常常把教师比做“园丁”,但说者和听者不知是否意识到,“园丁”其实是很可怕的。你看园丁面对自己的工作对象——那些树木花草,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一把剪刀,他们总是用一把尺子、一种划一的标准来要求树木花草,凡不符合他的眼光和标准的树木,都会“咔嚓”挨一剪刀。经过园丁的修剪打造,树木花草们从园丁的角度看,是整齐了、好看了,满足了园丁的审美要求。但从树木花草自身的天性和成长需要看,这种整齐划一,却是以长得高、长得快的枝叶被伤害、被摧残为代价的,对它们而言这完全是灾难。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教师,对待自己的工作对象——经常被人喻为祖国花朵的下一代们,也象园丁一样,不去顾及他们的天性和成长需要,也按一种眼光、一个标准、一把尺子去要求他们,强制规范他们,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整齐划一,最终把他们塑造成为标准件,是不是也会损害学生本可发展更高、成长更快的天赋和才能?是不是会很可怕?遗憾的是,在今天的教育现实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扮演着这种“园丁”的可怕角色,“园丁”对某些教师来说,已经不是一种比喻,而是他们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
一位朋友的孩子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前几天听这位朋友说,老师布置了写日记的作业,他很支持,给孩子买了精美的日记本,告诉了孩子写日记的大致格式:开头要写日期,×年×月×日,星期几,天气如何等等。最后,特别强调:写日记是自由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比如,今天做了什么事,看到、听到、想到什么,甚至做了什么梦,都可以写。在孩子写了几篇日记得到他的鼓励和表扬以后,孩子爱上了写日记。他的孩子喜欢画画,写的日记不仅充满童趣,而且还有插图。有一天,他们一家三人去爬山,回来后,孩子完成的爬山日记,右上角该写当天天气的位置画了个“太阳公公”的笑脸,日记的正文,除了文字,还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座山,有三个人在爬山,还标上了名字和名次:自己是第一名,妈妈第二名,爸爸第三名。孩子的日记,不会写的字用拼音替代,虽然有些错别字,但大致还算通顺,文字与画虽然都很幼稚,但充满童趣。每天看孩子图文并茂的日记,他觉得象看连环画和漫画书,非常开心。然而,这样一篇孩子得意,家长也引以为豪的日记,却在老师检查的时候遭到了批评,孩子还被罚了站。老师批评孩子在日记上乱涂乱画。竟然说日记上是不能画画的。此后,他那个原本爱上了写日记的孩子,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写日记了。
这位朋友讲述这件事的时候,看上去非常的无奈和困惑。我听后也非常感慨,一个那么天真可爱孩子的学习兴趣、创造的激情,就这样被这位“园丁”僵化粗暴的强制规范葬送掉了。
中国有这么多人口,我们常说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可诺贝尔奖设立一百年了,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却始终与这个奖项无缘,有几个华裔科学家倒是得到了,但却是在别国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中得到的,我国也一直没有出现类似爱因斯坦,或者能够与其比肩的人才。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恐怕和我们的教育有关,和我们有太多的“园丁”式的教师有关,我不相信中国没有爱因斯坦式的优秀“种子”,问题是这样的“种子”,根本无法在我们自己的土地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假如有的话恐怕早就被“咔嚓”“咔嚓”修剪掉了。这固然是这些人才的不幸和悲哀,但又何尝不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不幸和悲哀!
所以,“园丁”决不应是教师们学习和仿效的榜样,用“园丁”作为对教师的勉励之词也绝非恰当,将教师比做“园丁”,与其说是赞誉,勿宁说是指责。教师要仿效的应该是“护林人”——你看那些护林人,他们防治损害树木的病虫害,绝不会拿一个标准来要求各种树木都长成一个样,他们是尊重树木的天性的,能长高的就让它长高,能长粗的就让它长粗,他们既爱护高大挺拔的栋梁之材,也保护矮小细弱的枝芽。对被喻为祖国花朵的下一代,教师难道不应当象“护林人”一样去尊重他们的天性,保护他们的天性,尊重他们的差异,善待他们的差异,因材施教,面对有差异的学生,实施有差异的教育,促进有差异的发展,让他们在差异的基础上尽可能充分的发展自身潜力,各得其所,成为各种各样的有用之吗?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建国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了适应新课程倡导的全新的教师观、学生观和人才观,更好地推进改革的进程,我们该对“园丁”所代表的教师形象以及它所蕴含的教育思想和人才观念进行认真反思了。
(作者单位:陕西汉中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