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焦平
发生在北京中关村二小的事，无论被定性为“偶发事件”还是“校园欺凌”，其引发的舆論风暴，比那些造成更严重后果的欺凌事件要大得多。
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应对媒体的密集关注，如何面对舆论和公众的不同声音甚至是指摘，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能增加家庭和学校、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互信，为教育赢得宽松环境；处理不好甚至处理失当，则可能会增加很多额外的压力甚至不好的后果。提高舆情处置能力，处理好学校和学生、家庭及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避免撕裂这种关系，也是教育能力的一部分，是实施良好教育的基础，否则，信任一旦被打碎，关系一旦被撕裂，教育的效度和效果也就无从谈起了。
当然，事件发生后，处于事件漩涡中的中关村二小，压力之大，肯定超出了学校的预想。这个压力首先来源于一个阶段以来，整个社会对校园欺凌现象持续关注。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舆论对校园欺凌现象的持续关注和讨论，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和讨论塑造出的话语场，中关村二小受害学生家长的一纸网文，很难获得这么大的舆论回响，而且这么快、这么密集。另一个压力源，就是事情发生在北京。北京密集地汇聚着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权威媒体和传播机构，会聚着权利意识和参与感极强的各种职业群体，呈现着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复杂层级交汇出的纷杂声音，具备迅速形成强大舆论声势的各种现成条件。
过于集中的舆论关注，很可能演变成事实上的惩罚性围观，进而加大了学校从容处理问题的难度。当几乎所有媒体在有限的时间段里都聚焦到这中关村二小这一事件上，就汇聚成了一种异乎巨大的超越新闻的力量，这就大大超过一所小学的承受能力。不要说是一所小学，就是层级不低的政府和公共机构，面对这种强悍的围观，也不能保证应对得那么从容。
我们需要舆论监督，但也需要一点舆论宽容。对学校来说，过于严苛的舆论环境，面对难以消化的环境压力，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管理出现某种变形，甚至最终导致教育进取意愿的衰减——而这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些年来，一些中小学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化，比如不到上班时间不开校门、放学后不许学生在学校过多逗留、减少激烈的体育活动、取消春游等校外活动，诸如此类的现象，恐怕都和舆论环境给学校附加过多的社会压力有关，这值得媒体和公众认真思考。媒体的关注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把问题处理好，社会舆论也需要对学校多一点宽容留一点白，存一份静观的耐心。
（节选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