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平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伊恩教授主持的PEEL 项目在高质量学习研究上卓有成效。2010年4月，在伊恩团队的邀请下， 我与北京中关村第四小学校长刘可钦等7 人来到澳大利亚， 参观莫纳什大学、墨尔本大学、Lara school（一所完全中学）等学校，实地感受了澳大利亚的校园、教学和教研。
他们的学校
澳大利亚中小学校的大门都非常简单，没有标语，甚至连个校牌也没有。有的学校甚至没有围墙， 学校就在一大片牧场之中，青草碧碧，几十头牛悠闲地吃着草，数不清的鸟儿在蹦蹦跳跳。
学校的走廊上没有我们习惯了的标语，没有某某教育家的名言，也看不到某某画家或书法家的作品， 墙壁上面都是师生们共同的创作，充满了奇思妙想。
校长室普遍都不大，才十几平方米，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方形的，而是异形的。校长室内全是学生的东西，如学生的合影等，没有领导照片或题字，也不摆放荣誉证书。照片上的学生并不是站得规规矩矩的，而是摆出非常自然随意的姿势。其中一所学校的校长室里还有一个糖球机， 糖球机里面装着各色的糖球， 糖球是用来奖励学生的。
在该校校长室里， 我注意到一张粘贴在墙壁上的教师要求表。校长对教师的要求非常朴实、具体，如“如果学生需要，就让他们休息”“当老师不明白时，告诉学生们‘老师现在不明白’”等。
澳大利亚中小学的教室普遍都很大，有200 多平方米，就在这样的大空间里，摆放着各种形状的桌子，各种形状的桌子又能拼出更多的形状。
国内教室里一般都会贴有“学生守则”，以规范学生的行为。在这里，也有类似的东西，但是和国内的不一样。他们的“学生守则”是师生共同制订的，其中一个班级的“学生守则”如下：我们希望班级就像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干净整洁，舒适安全，里面充满了无穷的乐趣；我们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 先举手后表达自己的观点……
比较两国“学生守则”的内容，有许多不同。例如，我们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这一条，他们没有；他们有“如果没有做到，就要受到惩罚”，而且惩罚的方式很具体，而我们没有；我们有许多“不打架”等否定性的要求，他们没有，只是正面引导孩子如何做；他们有许多非常具体化的行为要求如“先举手后发言”“做完活动后把东西收拾得有条不紊”等，而我们常常大而化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些差异值得我们思考。
现在我们许多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都会建设、完善图书馆或者图书室。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图书馆或者图书室会分几个区域， 有专门的藏书室与阅览室， 藏书室密密麻麻的书架上放满了图书，阅览室摆放着桌子；藏书室与阅览室的墙壁上面粘贴着若干鼓励读书学习的标语。那么澳大利亚的小学图书馆又是什么样的呢？
澳大利亚的小学图书馆完全是一个书的世界： 架子上放着书， 屋顶下吊着书， 桌子上摆着书。我们参观了一所小学， 这所小学的图书馆有一列书架的形状和衣架差不多， 书架上吊着一本本非常大的书， 有的书大小甚至和孩子的大小差不多， 书中绘制了与孩子真人大小差不多的图，比如介绍人体，孩子可以躺在书上面，边比划边感受，非常直观。这所学校的图书馆还有“阅读摇钱树”，这是一颗假的树， 枝上是面值为1、10、20、100、500 的“纸币”，当孩子完成一定的阅读任务，便可以得到相应的“纸币”，这些纸币可以拿来兑换实物奖品。
比较中澳两国小学图书馆的差异，不禁让人思考： 为什么我们小学图书馆的设计思路要参考大学的来做？ 将书藏于另外一个“贮存室”，阅览室内看不到书，阅读气氛严肃，儿童味不足。为了让学生喜欢阅读， 澳大利亚的学校可真是动足了脑筋，这也让我对“以儿童为中心”这个教育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他们的教学
参观校园之后， 我们自然想看看他们的教师是如何教学的。我们来到Knossalschool， 观摩伊恩的夫人朱莉（JudieMitchell）的课堂。
朱莉所教的班级是9 年级。他们分小组进行学习，每个小组3个人。也不知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学生坐好后，拿出一张教师给的学习提纲， 就开始讨论起来了，完全没有我们开课的一套模式：上课，起立，互相问好……在接下来的听课活动中，我们几个自由极了，可以开小会讨论，可以与学生交流，也可以与朱莉交流。
朱莉发给每一个小组一张纸， 纸上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6个关键词，朱莉让学生从中自由选择1-2 个， 并结合教材讨论， 那6 个关键词是“理想主义”“被压迫”“权力”“忠诚”“背叛”“腐败”。第二部分是学习方法提醒，教师要求学生用大卡将自己的观点记录下来，完成以下任务：
从这节课， 我感受到了他们在教学上与我们的不同。首先，在教学内容上，我们不会这么直面政治；其次，在教学形式上，课堂非常开放，给了问题便让学生讨论学习；然后，在学习方法指导上，他们的学习方法指导非常实在、具体，学生一看便能明白， 但是背后的思维方式却在不知不觉间形成。
讨论正式开始了， 朱莉让我们每个观摩者选择一个小组。我所在的小组选择了“权力”这个关键词。我开始关注他们的学习行为，偶尔也与他们交流一下。
学生首先在大卡中间写下他们要讨论的关键词“权力”，然后拿出笔记本边讨论边记录，讨论讨论着，他们又拿出一本关于前苏联的书。可能是遇到了问题，其中一个学生去请教老师， 另外两个还是照旧讨论。
在讨论中， 他们发现所写的内容与另外一个关键词loyalty（忠诚）有联系，接下来又发现与betrayal（背叛）有联系，于是在自己发现的内容下面补充新内容。我担心他们会跑题， 沿着新的关键词再发散开去，结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紧紧围绕着自己所选择的3 个关键词进行讨论。
在国内，我们也进行小组合作，并自以为小组合作进行得还可以，不过听了这节课， 我感觉我们的小组合作依然很浅。首先，在合作时间上，他们的合作时间占了总教学时间的60%，这与我们象征性的合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他们分工合理，每一个学生都有事可干，有负责记录的，有负责查资料的，有负责询问教师的……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一点儿也不做作。
讨论到最后， 朱莉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反思会。反思会简直成了对教师的批判会。学生直言：“老师你讲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你提出的问题搞得像博士论文那样难，我们都不会。”面对学生的批评，朱莉并没有生气，而是平和地解释：“你们都是高才生，所以我才让你们不断地挑战自己……”
事后， 我问学生：“你们这样批评教师，不担心教师生气吗？ ”学生像看着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说：“这不是她让我们提的吗？ ”
这样“言论自由”的课堂确实让我感到有点不习惯。让我更不习惯的，是教师的态度———无论学生提多么过分的意见和要求，教师都能耐心对待。我们也强调“尊重”，但显然与他们的“尊重”有着显著的差异……
他们的教研
我们参与了一次由澳大利亚PEEL代表团成员坦尼娅老师（Tanya Whiteside）组织的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安排在一间教室里，9 位教师围成一圈， 中间还放着一顶红色的帽子。
活动开始了， 坦尼娅先让大家自由地谈一谈自己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红帽子传到谁的手里， 谁就发言。在发言中，大家都非常坦诚，在讲问题，也在讲办法。发言过后，坦尼娅拿出了两张表，一张是教师要研究的课题———如何提高课堂效率，一张是PEEL 列出来的高质量学习的要素， 当然这些要素也是教师们交流的结果。坦尼娅带领教师，根据研究的主题， 从要素表中用彩色笔标记出相关的要素， 然后他们又去找一些课堂实践中的案例，写出来，然后分类梳理成这样的策略表：
从上面这张策略表可以看出， 他们是从多元的角度来思考的， 不仅有教师教的策略，而且有学生学的策略，还有同伴合作学习的策略。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研究的差距在于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于看待问题的视角……
我们还去墨尔本大学会见了DavidClarke 教授，并参观了他的国际课堂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用类似于分析足球比赛数据的方式， 对各个国家的课堂进行精细分析。分析的对象可以是由几节课组成的教学单元，也可以是一节课，还可以是教学中的某一环节。
他们研究一节课要用4 台摄像机，一台始终跟着教师，录教师的全部活动；一台面向全体学生，录整体课堂；两台面对4 组“焦点学生”，每一台跟踪4 名学生。既关注教师的“教”，也关注学生的“学”，并将“教”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的深度上， 他们的研究更加精细、深入。以研究“课堂对话”为例，他们分3 个维度进行研究： 第一个维度研究“说”的形式，第二个维度研究说什么；第三个维度最深入， 研究对话与教学的相关度。
我们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到西方学校考察， 都是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参与到西方的教学研究中。这是一次难得的跨文化之旅，是一次开放的、深层次的精神交流活动。不同层面的考察和交流，带给我们认知上的强烈冲击。无论是在教育观念上，还是在课堂教学上，还是在教研方式上， 都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如果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吸取一些先进的东西，再进行本土化处理，一定会对我们的教育、教学、教研有所帮助。
（责编 秦越霞）